这次以“文艺与市场经济”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是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论坛”首次年会，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各位方家一起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艺体制改革问题。
我们这个论坛之所以叫“北京文艺论坛”而不是“首都文艺论坛”，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里讨论全国文艺界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中国文艺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许多结论都会不同。很多专家学者都谈到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很多变化，我今天要谈论的文艺体制问题，却是不变的东西，我是想说它本来有很多可以发生的变化和必须发生的变化，但这二十多年来其实很少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社会有非常迅速的发展，在经济总量不断提升方面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中国人的形象，近二十多年里也发生了非常之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文化艺术整个行业的情况怎么样？要让我来做这个结论，我会说，这二十几年来我们的文化艺术行业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面前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很不成功。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行业远远未能分享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巨大的效益和成就。因为从宏观看，艺术行业的变化其实很小，整个文化艺术行业的发展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显得非常可怜。
当然，我们的文化艺术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如果分门别类看，各个门类之间是很不均衡的。如果我们把视线聚焦于文化艺术事业上，应该说没有变化的部分或者变化很少的部分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比如说文学创作这个群体，现在确实有一小部分小说家，他们的小说能够获得不菲的发行量，他们也有很高的收入，但如果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来看，这样的小说家在整个作家群体里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作家的小说能够印三五万册就是了不得的数字了，每年里能够印上几十万册的小说，总数恐怕在两位数以内。在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里，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整个文学创作群体，除了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小说和诗歌都得需要补贴出版才能问世。因此，看起来我们国家每年长篇小说的生产量很高，但到底有几部是真正具有市场效应的，很多文学研究专家都只能给我们一个让人灰心丧气的回答。
美术也是这样。有不少专家说到拍卖行的火爆，但我们知道能够走进拍卖行的只是整个造型艺术创作群体里非常小的部分，除了这个小群体以外，我们还要看到各级文联美协里的大量“专业画家”，就像作协的“专业作家”一样，我们有一个从全国文联一直到县文化馆的非常庞大的“专业化”创作群体，而对于这个专业画家群体来说，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给他们带来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很难说，只有极少数的画家，比如说北京画家村里为海外收藏家创作的少数画家，以及像陈逸飞等极个别的画家，算是真正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美术市场中的巨额收益。
影视剧也是这样。现在整个电影业的创作状况其实是悲凉的，整体上仍然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每年电影发行量和票房都非常低，而且这个非常低的票房，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进口的所谓“大片”，本土电影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有１３亿人口的国家，并且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却没有人看电影，也拍不出有人看的电影，这是为什么？前些年我们每年拍一百部左右电影，２００４年开始有所增加，不管数量多少，反正是多年里拍的那些电影，能够盈利的电影不到１０％，甚至更低。因此，要说现在电影业的景气度，不仅远远不如二十年前，甚至也远远不如五十年前、八十年前。可能只有电视剧行业是畸形发达的领域，几年来电视剧的发展几乎抢尽了所有文化艺术门类的风头。
我从事戏剧研究，因此，还想重点和大家讨论艺术表演行业的状况。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目前有两千六百个艺术表演团体，它们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呢？两千六百个艺术表演团体里当然有一部分是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个行业已经陷入很困难的局面。从剧团数量上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剧团的数量在不断地萎缩，剧团数量最高峰的时候是在１９６４年前后，１９８０年以后达到第二个高峰：全国的国有或县以上集体所有制的剧团从１９５２年的一千七百个增加到了四千左右，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数字就在不断地萎缩，从近四千个开始下滑，到２００３年萎缩到两千六百个以内。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这两千六百个剧团是成天演出的，不是这样的，里面至少有１／４常年根本不演出，还有很大一部分演出是不正常的。因此，近二十年来，剧团演出的总场数在不断地削减，演出的场次从１９８５年以来也在不断地削减。因为改革开放，社会飞速发展，但社会在飞速发展，整个演出业却是在不断地萎缩。全国剧团演出的总量以及演出的收入变化的轨迹是单一的趋势――处在不断下行的过程中。这些年里，我们的演出总量从７０万场到了４０万场以内，观众人数也是这样，在２０００年左右达到了４亿以内的最低点。观众下降的绝对数字是惊人的，１９８５年全国每年欣赏演出的人次是７亿多，现在下降到了不及４亿人次，而从１９８５年以来到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口则从１０亿增长到了１３亿。
如果看演出的总体收入情况，就更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从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这二十多年间，剧团演出的收入从１．８亿增加到７亿，增长了４倍，但是众所周知，这期间物价增长远远不止４倍，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更是远远不止４倍。在整个社会因为向市场经济转型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剧团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不仅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它的市场赢利功能反而显示出不断萎缩，不断衰退的趋向。１９８０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给所有国办剧团的补贴是２．２亿人民币，那时候两千六百多个剧团的演出总收入是１．８个亿――国家给剧团补贴２亿多，剧团自己靠演出也能创造近２亿票房收入，这已经不是一个能让人满意的结果了；而到２００３年，国家财政给剧团的拨款总数已经高达２７个亿――我每次说到２７个亿的时候都忍不住要特别加以说明，这２７个亿不是国家给剧团的所有钱，这２７个亿不包括国家给剧团造剧场的钱，不包括国家给剧团造宿舍的钱，也不包括宣传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越来越多的临时划拨的创作经费。且不论这些非经常性的拨款，国家给剧团的钱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２个亿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７个亿，增长了１２倍，同一期间剧团的演出收入是从１．８个亿到７个亿只增加了４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假如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评估目前剧团的生存状况，就不能不承认现在剧团自我生存能力越来越弱了，它在演出市场中越来越难以作为一些独立的经济实体继续存在，而它的社会背景是中国整个经济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领域对各行各业的控制与干预程度越来越低。不管我们国家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没有得到世界承认，从经验层面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和二十多年前大不一样了，二十多年前国家控制着那么多行业，国家的计划以及政策在那么多的行业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国民经济都依赖于国家的决断，而现在绝大部分行业生产、销售都已经由市场决定了。但是在文艺领域，就像我们在艺术表演团体的生存状况的变化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政策的控制与引导作用却在继续加大。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演出行业的迅速萎缩，就是文艺在整体上的滑坡。
当然，演出的数量和演出的收入并不是衡量表演艺术行业情况好坏的唯一标准。艺术是特殊的行业，它还存在超越经济层面的精神向度，艺术行业的标准不能够仅仅用经济指标加以衡量，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的景气程度，以及艺术创作的水平，就演出领域而言，就是演出剧目的状况和演艺人员的水平的基本状况。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这二十多年里，如果说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确实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那么这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吗？如果按这个标志衡量的话，那应该说，我们正处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最贫乏的时期之一，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看看现在全国各地有那么多搓麻将和那么多去饭馆的就能知道现在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多么的无聊；就以在座的很多知名教授和知名的知识分子为例，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远远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同样水平的知识分子群体，比不上六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甚至也达不到四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我们除了做学问以外还做些什么，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有些什么精神享受？最多看看电视。而全世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都不会不知道，只看看电视当然不能算过上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教授们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普通的国民。
国民普遍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程度当然是一个标准，同时我想还有另外一些标准，比如说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创作水平到底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个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所有接触过演出行业的人都会告诉你，现在的演艺人员的水平几乎已经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同时，从新创作的作品来看也是如此。无论从新创作的作品还是就演艺人员的水平来看都如此，都是历史的低谷。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能够代表国家各个门类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基本上是１９２０～１９５０年代之间留下来的，除了电视以外――电视是新兴的――其他所有门类最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作品基本都是１９２０～１９５０年代出现的。仅就表演艺术领域而言，现在无论是表演还是演奏、文学剧本还是音乐、导演，在所有方面，几乎无不面临着艺术水平急剧滑坡的危机。是的，我们有些时候能偶尔出现一两个出色的表演艺术人才，他在某一个单项的技术水平上能够达到很高的高度，也偶然会有一两个人的某一项技术专长能够超过以往年代的所有艺术大师，但很可惜的是，在这种场合，技术和艺术往往是分离的。由于这种分离，个别的、偶然的、片面的、单方面的技术优势无法成功地转化为表现力和创造力，这是现在不能出现真正优秀的艺术精品的关键原因。更不用说现在的文学家，现在的作家、小说家汉语表达能力之低，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的状况告诉我们，艺术家们的创作水平在不断地下降，二十多年来整个文艺事业的总体水平是在急剧地往下走，而不是往上走。衡量这二十多年来文艺事业是否取得了成功，我想这些应该是重要的、关键性的标志。
至于越来越泛滥成灾的各种各样的评奖，我想那不能算可靠的标准，要衡量文化艺术事业是否成功不能光看每年有多少获奖作品，我们甚至都可以在一年不到１００部电影里评出十部获政府最高奖“华表奖”的影片，每年也可以评很多很多的“文华大奖”之类，每年都可以评出很多，想评多少就评多少，但是这些评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高的水平，竖着与历史比，横着与世界比到底如何，以及能不能流传下去，能不能流传得开，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举例而言，假如过五十年以后，人们再回头来看哪些东西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我想，看来看去恐怕还是１９２０～１９５０年代的作品。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必须追究到文艺体制，是这个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体制在严重地制约着文艺事业。
最近二十多年来文化艺术事业的滑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是因为遭遇到文艺体制这个瓶颈，是体制在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表演艺术行业，在其他艺术领域，体制瓶颈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国家文化艺术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只有电视剧是一个例外，为什么电视剧是个例外？因为电视剧这个行业从它一开始启动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的，不管由谁来投资，它整个运作的模式是市场化的。电视剧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国家那些拍电视剧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剧团和国营电影制片厂等等公有制部门工作的，国营文艺单位的体制既养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同时又用僵化的分配制度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艺术的人力资源变得无比地贱，演员、导演、编剧们都拿着非常低的工资，使得电视剧可以用很低的劳动力成本、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使自己迅速发展起来，所以现在电视剧的井喷式的发展成为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特别突出的现象。我们几乎拍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剧，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这样，因为只有在我们这个艺术劳动力相对而言极其廉价的国家，才有可能以拍电影的运作方式、按照拍电影的技术要求去拍电视剧。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意识到文艺体制在制约着整个艺术行业的发展？是不是政府不努力去改变这一状况呢？我看不能简单地这么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化部就一直在努力推动文化艺术体制的转型和改革，尤其是１９８５年以来，文化部相继发了无数的文件，包括《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等等，一直到最近还在努力。然而，在下发了那么多的通知与意见、采取了那么多措施后，从艺术表演团体看，我们现在的体制不是比改革开放之初更好了，而是更糟了。我们现在的文艺体制可能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的时期，文化部门所有推动体制转型的努力几乎都不成功，包括新世纪最新的一轮体制改革。最近报纸经常报道各地剧团改革的消息，看了那些改革的报道，然后再到基层去听听艺术家们的声音你就会知道，改革所有可能导致的负面的结果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全部出现了。什么是最坏的结果？所有最优秀的艺术家都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于是艺术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试想，一门艺术如果把最优秀的艺术家淘汰到艺术领域之外去了，这个改革还有什么成功可言，这样的改革必定要使整个艺术行业的水平急剧下降，也必定会从根本上伤及艺术行业。到最后，我们的改革似乎只是为了能把政府的包袱卸掉，但留下的是个烂摊子。
这样的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体制瓶颈越来越成为文化艺术发展致命的障碍。当然这种体制瓶颈的出现有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境遇，有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呢？有，但基本上很少，真正阻碍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风险和利益之间的不对称，当我们的剧团要从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所有的从业人员在改革当中能够看到的利益是朦胧的，是模糊的，而它的风险是现实的，现实的风险和朦胧的利益之间的博弈才是真正阻碍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艺术体制无路可走，我对整个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当然这个谨慎乐观的态度是有根据的。我能够看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路径。我所看到的路径并不是类似于一般经济领域那种的简单化的“国退民进”。中国当下的文化艺术领域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目前几乎所有优秀的演员都集中在国营表演艺术团体，而除了完全以个体形式创作的艺术――比如像诗是个人写的，小说是个人写的，画是个人画的，这些问题比较好解决――从舞台剧和以舞台剧为代表的需要由群体创作来完成的艺术创作门类来说，要想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要想很好地开拓市场，一个经过长期训练并且相对稳定的群体是必不可少的，而长期的训练和稳定的群体确实需要稳定的结构。所以仅仅想通过鼓励与发展民营表演艺术团体和经纪机构占领的那部分市场，仅仅想依赖于目前各地大量存在的那些民营剧团、民营化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的演出产品，不可能实现文化艺术事业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繁荣。不能简单化和幼稚地期待民营剧团很快就会涌现出许多一流的艺术家、能为我们国家创作出具有典范性和标志性的优秀作品，要想实现艺术事业的繁荣以及高水平的发展，还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营文艺团体中现有的优秀艺术人才的积极性。果断地和有理性地推动国营剧团体制的改革仍然十分重要和关键，它和民营剧团的发展必须一同进行，这样才能找到艺术发展的康庄大道。
因此，我一直提倡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艺术格局，建构一个“以国营为主导，以民营为主体”的演出市场格局，这种新的演出市场格局意味着整个演出市场必须比现在大得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格局里，优秀的当然也必须是经过体制改革而重新焕发了活力的国营剧团在里面才能起到积极健康的主导作用。只有整个市场充分发育了，充分成长了，艺术的创作与演出才能充分活跃起来，才能有它好的前景。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强调，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的文化责任，因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同时还关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表演艺术尤其如此，因为任何基于技能的艺术表演能力都需要一代一代人用身体作为媒介才能得以传递下去，这样的传递绝不能中断。在民族文化的传承遭遇困难的时候，在民族艺术的传承遭遇危机的时候，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这是国家在文艺体制改革方面绝不能无所作为的更深层的历史要求。当然，不仅仅国家与政府，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也应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正因为这样，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是政府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这些艺术理论家与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市场的发育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只是为了占领与抢夺文化市场，同时还是这个时代的政府和全民共同的责任，对民族历史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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